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文告（2018）
2018年12月18日,“胡赵基金会发布纪念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文告”如下:
从1978年12月18日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今天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日。在这四十年里，中国已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尽管有种种不足甚至这些不足会严重阻碍未来发展，但我们仍然庆幸中国的国门已开，人民的生活有了显著改进。“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在此感谢那些为中国改革开放起到推动作用和做出贡献的人们，也特别怀念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巨大贡献和奠基工作的前任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先生及总理、总书记赵紫阳先生。
我们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不是为政府和某个执政党唱赞歌。我们回归历史，分析其不足和错误，并寻找纠正错误的方向。我们认为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是人民的呼唤和要求。它是由开明的共产党领导人推动的但是后来被共产党内的顽固派、独裁者引导到一条单一的经济发展的道路上了。这是一个跛脚的改革开放历史，它带来了腐败橫行、环境污染、社会风气败坏、社会分配极度不公平的恶果。四十年过去了，中国人民百年的自由和民主诉求不但没有实现，反而人民政治表达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小。我们悲哀地看到，这一跛脚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副作用，也许要用超过四十年的时间来弥补。
这个跛脚的改革开放已经成为历史。如今，人们呼唤全方位的真正的改革开放。这个改革开放只能在人民享有言论自由和民主权利的前提下进行。我们不同意现在习近平领导下的所谓“中国梦”的改革方向。“中国梦”的改革方向是一党之私的改革方向，它对内实行剥夺人民民主自由权利，否定普世价值和人类现代文明，对外与世界民主宪政国家为敌，其最终目的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最后的结果必将给中国带来新的灾难。
改革是人民的呼唤
1976年，独裁者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中共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宣称集中精力搞现代化建设。当时的中国经济濒临崩溃，人民已对中共失去耐心，共产党除了放活经济，给人民活路以此来稳定政权，几乎没有别的出路。这就是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的时代背景。
然而，改革并非来自中共高层的设计，而始于农民为了活命而不惜承受政治风险的秘密行动。1978年10月，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家农民聚会，商定私下实行包产到户，并立下字据，按上手印，走上了一条义无反顾的生产自救道路。他们未曾料到，这个为了活命的举动，竟然“无意”中开启了一条救中国、客观上也是救中共之路。这个举动得到共产党内一些开明领导人的支持，他们顺应了农民的意愿，承认了农民的种地自主权，支持了农民的改革举动，并连续数年发布“一号文件”，专门针对农村改革，促进农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从而使农村改革迅速在全国推广开来，打开了中国发展的新局面。
继农村改革而来的企业改革和城市改革最初也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1700万知青大返城“倒逼”出来的。因为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根本无法安置这么多人就业，致使众多家庭的“待业青年”走投无路，直接影响到政治上的稳定。为了对付严重的社会危机，共产党才不得不放开了个体和私营经济的大门，允许“有限范围内”存在的个体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附属和补充”存在。
改革开放是开明的共产党领导人推动的结果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由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一批开明的共产党人推动的结果。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具有一些成就的话，他们是首先要佩戴鲜花的丰功伟绩者。
胡耀邦从文革和中共的历史中吸取了教训，大力平反冤假错案，倡导思想解放，鼓励知识分子讲真话；赵紫阳领导了四川乃至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了城市经济改革以“增强企业活力为中心”的重要原则。赵紫阳还主持了1986年中共官方政治体制改革的设计工作，他对政治改革的认识和思考不断深化，他的一些政改理念、目标和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邓小平划定的范围。由赵紫阳主持制定中共十三大报告描绘了中国逐步摆脱共产党集权领导的路线图。比如，他主张政治改革“应当尽量地容纳和扩大其它各种力量的政治参与”，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解决执政党和民众的对立问题；主张把形式化的选举变为竞争性选举，主张党和国家机器分开，等等。虽然，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他们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共的组织体系去推进改革大业，但他们还是尽了自己最大努力。
由胡耀邦和赵紫阳等开明共产党领导人开创的改革方向有可能使中国真正走向富强、公平和民主自由，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然而，胡耀邦在1987年初因“反自由化不力”被中共元老集团逼迫下台；1989年，赵紫阳因坚决不做“镇压学生运动的总书记”被罢黜并被软禁致死。他们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旗手，也是这一伟大事业的殉道者。他们政治生命的结束，也是中国最初有意义的改革开放的结束。这是中国人的悲哀。他们值得人们永远怀念。
一党之私的片面改革带来了民族灾难
1978年，邓小平在被毛泽东多次打倒以后开始重新掌握党政大权。他被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人民也期待他是改革开放的开明指路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坚持不变，政府放弃了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并走上了有限的市场经济。中国的私有经济和民有企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他坚持“韬光养晦”政策，坚持对外不称霸并搞好与发达国家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得到了世界上发达国家的认可与帮助，所以中国的经济有了惊人的发展。
邓小平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宪法一度废除了终身制，有些地方也试行了党政分开。在一段时间里，政府也做了些有限的“依法治国”的尝试。但是，邓小平把改革开放限制在共产党一党专制下进行。他的政治体制改革无法继续进行，仅有的一点点成果也被后来的共产党领导人予以废止。
在1979年中共党内力倡思想解放、敢于讲话的理论讨论会上，邓小平就预见到思想解放及改革开放会危及共产党政权，划下了四条不准逾越的硬杠杠，即“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给整个中国套上了紧箍咒，严重扼杀了中国改革的活力，造成了改革的跛脚和社会的失衡。后来的中共领导人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今天的习近平，都无一例外地坚守“四项基本原则”。为了保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邓小平在1979年不惜镇压全国性的民主墙运动并且在1989年6月4日调动军队向追求民主自由的市民和学生们开枪。
因为改革的最高目的是不危及共产党的领导，改革变成了盲目和片面的追求经济发展的淘金热。社会拜金主义盛行，各种腐败贿赂畅通无阻，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平每况愈下。为了发展，官商们不惜破化资源和污染环境；为了发展，他们强制拆迁民房甚至将活人埋在废墟里；为了发展，当局强制妇女堕胎和结扎；为了发展，一切法律变成乌有。这就是邓小平的“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结果。邓小平的所谓让一部人先富起来的理论导致了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去追求经济发展结果。
1994年中共十四大虽然确立了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后经过十多年的艰苦谈判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锁定了中国的开放之路；但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实际上开启了权力干预市场之路，将之前处于萌芽状态的权力经济迅速推进到社会生活和经济发展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个角落。中国的市场经济被扭曲成权力市场经济，它的后果不仅带来了触目惊心的腐败，而且带来了社会资源的惊人浪费。巨大的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是权力干预的结果。今天当局的所谓“一带一路”就是企图把中国过剩的产能消耗在其他不发达国家。这是不道德的也必将带来恶果。
习近平开倒车终将被历史抛弃
现任的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习近平看到了邓氏改革的恶果，并决定用强力反腐纠正之。但是，他无视改革开放带来的副作用和巨大的社会问题是共产党极权统治的恶果这一基本事实。他认识不到腐败本可以通过人民的监督达到控制、政策可以通过人民的批评变得完善这一基本的道理。基于一党之私，他治标而不治本。他不但不“还权于民”，反而通过“反腐”实行更加严厉的极权统治。
自习近平上任以来，他对内实行严厉镇压，对外采取进攻性策略，在不同场合不断重复，中国要真正崛起和富强，就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甚至是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他发誓要守住共产党的家业，不仅共产党要永久执政，他自己也要终身执政，因此他修改了宪法，删除了对国家主席任期的限制性条款。为自己成为“终身主席”扫出了法律上的障碍，导致毛泽东式的个人崇拜狂热回潮。现在，习近平已经被阿谀奉承、誓言“忠于习核心”的党政军官员、媒体、智囊和犬儒学者等等所包围。
毛泽东的“绝对权力”，导致其晚年犯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错误，让人民长期生活在饥饿的边缘。习近平的“绝对权力”如果不加以遏制，毫无疑问，也必将重蹈毛式覆辙，把中国带到不归之路。人们已经看到，在他的统治下，经济改革开放的一些成果将会得而复失。大量的资金的外移和移民是就是对这种独裁统治的最大的否定。
中国需要全方位的改革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改革派克服保守派的各种阻挠，勉励推动政治改革，包括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但今天已荡然无存。当年改革推动的校长负责制、厂长负责制，如今统统被党委负责制所取代。毛泽东主张和践行的“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已经演变成习近平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控制已经再次全面深入到学校、机关、媒体、互联网、国企、私企甚至外企。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理论界空前活跃，一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在中共内部和整个社会引发巨大反响。这场讨论对毛泽东的封建家长式统治、“两个凡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进行反思，掀起一场现代启蒙运动。在这场现代启蒙运动中，胡平的“论言论自由”、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及任畹町的《中国人权宣言》等，虽然后来被中共打压，却成为八十年代思想解放的标志性符号。而现在特别是最近五、六年以来，中国思想界和理论界受到空前打压，习近平执政当局意识形态全面左转。当局的这些举动使思想界、理论界和知识界，及党内一些主张碎步前进的开明派彻底失望。
在邓小平时代，共产党要生存必须拥抱改革开放，但改革开放绝不能危及共产党的政权。到了习近平时代，共产党领导的党国体制已经空前壮大，这个党国已经今非昔比。他们不顾人民生活和医疗的基本需要，却为了所谓的“外交”、“大外宣”、和面子工程大把向外国撒钱。他们在外投资和交往中，将中国腐败元素和对人民的监控手段像病毒式的向外传播，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抵触和反制。
这一切都应当予以结束。中国人民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真正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就必须推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在内的全面改革，结束一党专制、依法治国、取消党禁报禁、允许自由结社、言论自由，拥抱现代文明和普世价值。
我们相信，经历了40年改革开放熏陶的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他们会用义无反顾的精神，通过不屈的抗争，结束一党专制的统治，迎来一个崭新的民主宪政的中国。我们呼吁体制内外、海内外的仁人志士共同努力，让这一天早日实现！
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基金会）成立于2006年，并在美国纽约州登记为非盈利机构组织，其注册名字为 HU YAOBANG AND ZHAO ZIYANG MEMORIAL FOUNDATION 。 基金会由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美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执行主席陈一咨先生发起，并任基金会董事会董事长和基金会会长。当年发起董事王书君、王丹、兰征、刘青、陈一咨、李进进、李恒青、苏绍智、张艾枚、胡平、封从德、夏明、熊元健、丘宏达、高文谦。王书君先生任秘书长。2011年基金会改选，李进进任会长和基金会董事会董事长。陈一咨先生於2014年4月15日在美国洛杉矶去世。他也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此我们也表示特别的纪念。
来源：《中国战略分析》第10期 2019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