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百年论是非，知错止恶建共和，”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发布文告（2021年）
2021年6月24日，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发布文告“中共百年论是非，知错止恶建共和”。文告如下:
202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创党百年的日子。对一个政党来说，百年历史原本值得庆祝，但于中共而言，它多存在一天，就将多给中国和人类带来一份危险。作为统治中国的执政党，中共今后的选择不仅决定中国人民的福祉和中华民族的命运，鉴于中国自身的体量巨大和人口众多，它也关乎亚洲乃至世界的前途。而要看中共未来的选择，就必须回溯它过往的道路，对它百年的历史进行重新评价。
中共对自己百年历史的叙述，采用的是三阶段论——毛泽东（毛）时代让中国站起来，邓小平（邓）时代让中国富起来，习近平（习）时代让中国强起来。这是一种单线条的假定历史进步的叙述。事实并非如此。中共不仅有意忽略和回避了在每一阶段它所犯的极大罪错，而且在不得不提这些错误时，把它们解释成探索中的失误，将这种探索指向目标之“善”。这是我们万不能同意的。
本基金会承续中共两位前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锐意改革、思想开放和宽容的精神，致力于追求和推进中国的民主和自由为使命，作为中共的政治反对派，我们在中共百年党庆之际，发表文告，对中共历史进行解构和批判，以期同各方探索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和政治自由。
一、中共百年之“是”
尽管我们的政治立场和历史观同中共根本对立，但也秉持实事求是态度来看待中国在过去百年在中共领导和治理下取得的某些成就。我们深知，有着长期和沉重专制主义历史传统以及现实复杂性的中国，治理国家并非坐而论道那么容易，因此不会对中共过去百年的某些治理成绩一概予以否定。
中共的“三阶段论”，“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仅仅是在民族国家的逻辑层面进行叙述。换言之，在民族国家的建设上，今日中国崛起至少经济上的坐二望一似乎是在中共领导下实现的。但中共不能独揽此功，因为历史来看，中国今天在经济、科技、和军事等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始自1911年中华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趋势的某种必然。假定历史按照当年孙中山设想的军政、训政、宪政之路走下去，中国也会取得如今的成就，甚至比今天在中共统治下更大。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成就业已证明了这点。当然历史无法假设，我们指出这个事实，是要告诫中共，虽然历史让中共摘得了中国富起来和强起来的果实，但不能把这个功劳窃为己有，它是由千千万万先辈和普通大众共同创造的。
其实，这个叙述逻辑的第一环即“站起来”阶段，中华民国就已经实现了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也即在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意义上“站起来”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租界，是在中华民国时期取消的。八年艰苦抗战，日本侵略者是向中华民国投降的。1945年中国加入联合国并成为常务理事国，表明中国已经在中华民国政府的领导下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自主。经过三年内战后，所谓中共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表述至多是表明结束了内战，提供了和平发展的条件。
在中共叙述逻辑的第二阶段，“富起来”这个论断也只针对1949年后中国三十年的贫穷而言。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那种民族危机和内战不断的环境下，中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也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被称为“黄金十年”。中共在全国建政后，本有一个和平安全的发展环境，但是它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不但没有发展生产力，反而还要不断革命，发动各种政治运动，通过剥夺资本家和地主，严重破坏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让人民陷入长达30多年的极端贫穷状态。改革开放的政策的确改变了中共治下头三十年的贫穷。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让中共得已在今年宣布消灭了绝对贫困，提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减贫目标。但这个改变本该从1949年开始。它拖后三十年，整整两代人的时间，无论如何，这期间因为贫穷有多少人间悲剧发生了？！
至于这个叙述逻辑的所谓“强起来”的第三阶段，我们在第三部分会有专门阐释。在此指出的是，习近平的“强起来”，只是为强化自己专权的正当性给民众臆造的一副“春药”。我们也希望中国强起来，但这种强起来是建立在人民有尊严和自由缩小贫富差别并具有得到世人认可的价值基础上，而非仅仅是一种力量的强大，更不等于强就是霸。这种历史哲学下的“强起来”是我们不赞成不接受的。
今天中国的崛起，是在后40年的改革开放中取得的，没有改革尤其开放，以及市场经济，中国不可能实现经济的跨越发展，形成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当然也就无法做到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从而脱贫。改革解放了被旧体制束缚的生产力，市场经济的激励机制极大地刺激和释放了中国人民的致富欲望，中国民众本就是勤劳的人民，在改革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加上勤奋，创造了今日中国的经济成就，而不是中共。
中共在民族国家建设上的所有成就，更本质的原因，是市场经济自身的原动力、向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开放以及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还不应忘记，中共前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中共党内的改革派，曾对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包括思想和政治的自由化做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能有今天的成就，与他们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从过去百年特别是中共统治中国之后的历史来看，它确实有一个体制“优势”是他国学不来的。这就是“举国体制”。作为后发赶超性国家，中共的“举国体制”在工业化、经济发展和扶贫以及在举办某些大型工程或应对传染性疾病上，在短时间内有一定优势。但是中共的“举国体制”不是人类发展可取的道路。比较一下改革前后，中共统治中国已经70余年，毛领导的前30年也是举国体制，但是那是失败的30年。在后40年的发展中，我们看到在这种“举国体制”成就的背后有着巨大的而且不是不可以避免的代价， 那就是人民自由被剥夺，劳工特别是农民工被剥削，前所未有的腐败的滋长，和国家资源的浪费和破坏。举国体制亦可致富，亦可造贫，亦可救命，亦可杀人。六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三千万饿殍就是举国体制的结果。
我们虽然不否认中国的百年成就有某些是在中共统治下取得的，但是缔造财富和民族国家建设成就的本质因素不是中共，中共充其量是掠“中国人民”之美，把这些成就说成自己的。这点需要再三强调。而且，还必须警惕中共用民族国家建设的成就去掩盖它的政治倒退和在中国民主化上的苍白。
二、中共百年之非
同中共所谓的百年成就相比，它在过去一百年所犯的罪错给民族和人民造成的苦难实在罄竹难书，一些错误空前但决非绝后，其后遗症延至现在，阻扰中国的进步。中共从创党始，就是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扶植下成长起来的，成为当时共产国际的一个分部，自觉听从莫斯科的发号施令，以维护苏联利益和保卫苏联为党的优先战略目标。苏联也帮助中共在国共内战中打败国民党，但代价是损害民族利益。因此，在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前，其所作所为决非像后来宣传的那样，是要促进和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
中共在1949年统治中国大陆后，随即违背自己实行民主、建立民主共和国的政治承诺，为追求和实现工业化，开启了内殖民化过程，对人民尤其农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酷的单位制和户籍制，全面剥夺了人民的言论、迁徙、集会、游行和组党等政治、社会和经济自由，大部分到现在尚未开启。与此同时，中共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直至打出阶级斗争为纲的旗号，上演十年文革。
整个毛泽东统治时期，也即中共宣称的“站起来”阶段，在新中国莺歌燕舞的表象下，整个中国其实已经变成人间炼狱。毛公开宣称自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他对中国的统治就是四字：奴役极权。毛的极权统治超过中国历代王朝，在人类历史上也罕见，由此造成各种政治和社会危机。譬如反右将50多万知识分子打成政治异类，使他们受到残酷迫害，摧毁了中国发展所需的宝贵的知识资源和批判精神；譬如人民公社化饿死3000多万人，造成人类和平时期绝无仅有的人道大灾难；譬如社会主义的集体化和国有化，剥夺亿万农民的生产资料和民族工商业，致使中国的生产力大倒退。而和文革比起来，上述灾难只是小巫。文革是一场全面的系统性的大危机，连中共自己作出的历史决议都不得不承认它“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文化革命”，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文革没有丝毫的历史进步性，其结果是摧毁民族的文化和发展的元气，让中国处于崩溃的边缘。而这场前所未有的大灾难仅仅是出于毛泽东乌托邦的防止资产阶级在党内复辟以及保权的需要。
然而，对于毛时期中共的这些严重罪错，中共的历史教科书和宣传机器轻飘飘地以“探索中出现的失误”一笔带过。一个不愿正视自己过去不堪历史和不能反思的政党，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事实也正是如此。在邓小平时期也即中共宣称的“富起来”阶段，中共虽然不再搞阶级斗争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然而也出现了另一重形式的对大众的压迫。我们可以把改革以来中共所犯的历史之罪及其对人民与民族的伤害归纳成以下主要几点：
（1）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剥夺了民众基本的自由生育权，中国强制节育的时间之长和手段之严，对个人造成了大量的人道灾难和其他严重的社会问题，它的后果就是人口危机。
（2）由于经济发展是建立在普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低人权低福利的基础上的，社会财富也在高度的集中和分化，出现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少数人尤其是和中共有密切关系的权力资本家包括中共的权贵家族攫取了社会财富的大部，40年时间，中国的亿万富豪人数超过了美国在200多年发展中达到的数字，从一个侧面见证了中国两极分化的幅度之大。
（3）国家政权垄断在少数派系和利益集团手中，以权钱交易和权力寻租为特征和表现形式的腐败蓬勃生长，成为威胁民族道德的最危险的致癌因素。对于腐败这个绝症，中共虽到习近平时期大力反腐，但它根源中共不受约束的权力，所以它对治理小贪或许有效，但对权力巨贪无能为力。
（4） 中共的经济发展也是以损害社会的道德和环境为代价的。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既是针对环境的，也适合社会道德。由于放纵权力和贪婪，今天中国的环境根基遭受毁灭性破坏。社会道德的破坏严峻程度更甚于环境。这都为民族的长远发展遗害无穷。
（5）作为“富起来”阶段中共对人民和民族所犯的严重罪行的显著标志，就是一九八九六月四日对学生运动的血腥镇压。这场镇压虽然延缓了中共的统治，甚至事后让中共看起来更强大，但也制造了它的反对力量，现今海内外和中国社会以及中共内部的反对力量和反对运动，多是直接或间接源于这场镇压。“六四”镇压也逆转了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航向，此后中共虽然仍打着改革的旗号，但实际是走向一条反改革的对内殖民对外扩张的类法西斯的错误之路，以致为习近平上台创造了条件。
三、习近平打着民族复兴旗号的倒行逆施
中共的百年之非到习近平所谓的新时代又有新的发展并且对中华民族和人民利益的损害也愈加严重。
习近平2012年10月上台，至今9年，他收割了40余年改革开放的果实，降低或抹杀邓、胡、赵、包括江和胡温在推动改革开放中的推动作用，毫无羞耻的把改革开放的成就歪曲成他领导的结果。他大言不惭地以他的统治为限，称之为中国“强起来”阶段。习的这个历史叙述是服务于他在中国继续掌权和统治中国的需要的。毛作为中共的开国领袖，领导中国“站起来”，习自我命名为“中兴领袖”，领导中国“强起来”，而在毛和他之间的中共30多年历史出现的多位领导人，包括邓在内，则在这种叙事话语下被隐藏起来，他们的时代被冠之为“富起来”，作为中间的过渡阶段，这样习就直接承接毛，和毛遥相呼应，以获得继续统治下去的历史正当性。
但“强起来”也不能只是说说，还必须有切实的事功作支撑，要真正让人民感受国家的强大。毛和邓之所以成为中共第一代和第二代毫无争议的领袖，是因为他们具有战争和军事胜利的资格。习自然明白这点，因此上台伊始，即给全体民众画了一个民族复兴的画饼，把它作为自己统治的政治口号和目标。习的意图是，若中国在他统治下实现了中共所解释的民族复兴，像历史上的汉唐曾经在世界具有的强盛地位一样（姑且不论汉唐是否真有这样的地位），那有什么理由不让中共继续统治中国，不让习近平继续做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呢？这样，中共过去所犯的大小错误，就可以在民族复兴的成就面前一笔勾销，把它说成是复兴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中共会宣称，和民族复兴的结果比起来，过程所出现的错误及残酷程度是值得的。
除此外，它还含有另一层不便言说的意思，即要实现民族复兴，只给习两任八年时间是不够的，复兴作为一个过程，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必须给习这个“雄才大略”的领袖一个足够的执政时间，他才能展现“智慧”，领导中国实现复兴。这就不难解释在他取得巩固的权力，成为中共的核心后，在十九大废除国家主席任期的举动。打着民族复兴旗号，习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
（1）政治上高度集权，将中共的专政体制重新打造成极权体制。中共统治中国后，其专制的本色一直未变，但在改革开放后，要在经济上和西方接轨，政治上就需要改变，所以邓从毛时代的极权变成邓时代的威权。现在习又从威权再把它变成新的极权。这个新极权和旧极权的本质一样，但表现形式有差异，它吸收了现在科技和数字技术的优势，对人民的监控变得无时和无处不在。
（2）思想和意识形态上全面倒退，用极左、国家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混合意识形态来治理人民，将中国带入一个思想的幽暗期。今天中国思想和意识形态是以极左为底色，掺杂了国家主义和市场消费主义的一种混合物，它的表现形式就是习的所谓新时代思想，作为价值指导强行灌输给全体民众尤其青少年。这套价值体系是作为政治集权的配套工程必然出现的，因为在一个思想宽松的环境里不可能搞政治集权，要政治集权就必然要思想控制。
（3）在中国推行全面党化，把中国变成名副其实的党国，使中共成为维护习个人权力和权威的工具。中共在党的领袖们的野心下，从来是作为工具利用的，这点在习身上又尤其明显。习将中共工具化的表现，就是在中国实行全面党化。东西南部中，都必须受党控制，一切社会组织和公共空间都必须建立党的组织。全面党化虽然加强了中共的存在，但党和习是捆绑在一起的，党只是他维护个人权力和权威的工具。
（4）以反腐的名义清除党内政治异己，在国内实行高压统治。反腐败为习赢得了权力，但他也在反腐的名义下大力清除政治异己，对凡与自己思想观念路线不一致，或者没有很好执行他的旨意，或对他的权力有威胁的官员，统统在清理之列。与此同时，他也在国内实行高压的恐怖统治，大力打压维权人士和反对他的政治反对派，镇压香港的民主抗议运动，在新疆实行严酷的反人权的治理。
（5） 战狼外交四面树敌，致使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空前严峻。民族复兴必然要拓展国际空间，改造国际规则，表现在外交上，就是所谓的积极进取。习在中国经济崛起的自信支配下，高估国家实力，将外交的积极进取变成了战狼外交，和世界上一些重要国家尤其美国发生了严重冲突。中美的对抗已经发展成新冷战，习对国际局势和历史走势的错判导致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陷入空前严峻的状态。
通过上述种种倒行逆施，习构建起了“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统治体系。这套体系在习的昧于人类文明大路的所谓“雄心”指引下，将会对中国贻害无穷。
四、继承胡赵精神，实现中国民主
胡耀邦和赵紫阳是两位有良心的中共总书记，在中共领导人中属于异类。他们晚年觉醒了，回归早期参加共产党干革命的初心，即为民族谋独立，为中国谋民主，为人民求自由。这是中共宣传的口号，也是一部分人参加革命的初心。
早期很多中共的领导人和高级干部，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是奔着这一初心参加革命的。特别是中共两位主要创党人陈独秀和李大钊，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出的旗号就是科学和民主。因此，中共虽然在成立之初即受莫斯科的操纵，但在民族危亡的那个时候，这些早期参加革命的中共领导人，内心里还是怀有为中国找出路、以民主救中国的真诚愿望的。即便如毛泽东，在1945年面对访问延安的民主人员黄炎培先生所提的历史周期律提问，后者问中共如何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当时满怀信心地回答，中共找到了克服历史周期律的办法，这就是民主，要老百姓监督政府。这其实可以看作中共对全国人民的承诺，因为正是有这种宣示，才在中共处于劣势的状态下，源源不断地吸引当时思想先进的青年投奔延安，投奔中共。
然而，中共执政后，背离了自己当初所宣传的初心和承诺。在毛时期，中共是既不尊重科学，更不行民主；毛之后，科学虽然走入殿堂，但民主依然缺席。中共依然没有解决历史周期律的问题。在过去100年里，民主中国非但在中共手上没有实现，反而距离民主更加遥远。本来在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总书记当政时间，他们曾经为中共转型和中国民主开启了一扇机会之窗，按照他们的设想和所作的努力，只要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中国应该有机会实现有限民主，中共自身也能够华丽转身，摆脱专制政党的角色，成为民主的推进剂而不是如今的绊脚石。但一九八九年“六四“的枪声扼杀了这一切，使中国民主转型的道路嘎然而止，赵紫阳也成为中共阶下囚。
中共视民主为“洪水猛兽”，原因在于民主会威胁中共的统治以及中共权贵集团的利益。他们把政权看作一党一家的私产，私相授予，而不问人民同不同意。在过去100年，中共是靠武力夺取天下，靠让人恐惧的专政、以及谎言、欺骗、洗脑和思想控制来维持统治的。它深知手上沾的人民的血太多，无法偿还对人民的欠债，一旦开启民主化，怕遭受人民的清算。但中共越是恐惧这一点，拖延民主化，人民清算它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作为胡赵精神的继承者，我们清楚中共为一党之私利，不会放弃垄断权力，会设置种种障碍，找种种借口，去阻扰中国的民主化。但是历史的大势就像长江黄河不会因为中共在它们上面修筑大坝就改变航向的。在当下有利的国际环境下，我们呼吁，每一位不愿做专制政权奴隶的中国人，拿出你们的勇气，为民主而奋斗，逼迫中共开启政治改革，还权于人民，还政于人民，让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人民自由选举、自由言说、权力制衡、司法独立的人民共和国。
尽管民主是一桩艰难的事业，但在民众共同的努力下，我们有信心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天的到来。
